给至友黄专的信
严善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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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专:
   如面、如握。
   我们交往三十多年,有事的话,不是当面叙谈,就是电话通问,很少书信往来。不过,我们的相识倒是始于书信。一九八二年底,你从郧阳给在武汉的我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到你的毕业论文是文同研究,还谈到了你对美术史的一些看法。我回信说很想拜读,期待面叙。在我的印象中,我们见面后也就没有书信了。所以说,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二封信,也是最后的一封信。信中的记忆未必准确,议论也未必恰当。我姑为你言之,你亦姑听之。
   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多,我从香港的沙田车站赶到广州的祈福医院见你的时候,你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我知道,你不希望我看到你近来被病魔折腾的样子,但我想还是得见你一面,向你鞠躬告别。
   回到宾馆后,已经是十四号的凌晨,朋友圈里正在争相转发你的《诀别的话》,我随即在下面加了“至友黄专于昨天下午八时二十九分在广州祈福医院去世”,并转发了出去。没几分钟,一些媒体就约我写些悼念和评价的文字。我当时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影象,思虑散乱,不能文章,只是写了一句:“他是一位在当代与传统之间执著而又自由行走的人。”实在抱歉,这句话没有写好,文字和内容都不理想,不知道这句话后来有没有发在网上。
   其实,当时我很想就“至友”两个字来写点东西,但那得平静下来花些时间才行。虽然你我平时随便称谓、甚至以绰号相呼,不过在场面上,我们都还是有讲究的。你当然知道“至友”的来头和分量:“合志如同方,共其忧而任其难,行忠信而不相疑,迷隐远而不相舍,曰至友者也。”(《大戴礼记》)我细想一下,按照这个标准,我们未必十足做到,但我们一定可以说,我们是按这个标准来相处的。
   我在稍后的微信中,看到了梁铨老师在你的《诀别的话》下有这样的一段话:“他的文章很空灵,其他人用一百个形容词也达不到那种效果,这就是‘格’吧!纪念黄专。”他说得到位。我想,所谓用一百个形容词的,就是写文章的土豪,而你的这种空灵,就是文章上的贵族派头了。贵族的尊严和派头何来?我想是来自于“得体”和“馀味”。冯纪忠先生和他的何陋轩就是一个典范。
   去年年底,范景中老师在北大的“冯纪忠学术讲座”上,做了题为《韵:宋代的一个艺术概念》的发言。梁老师说的“空灵”,也就是范老师说的“韵”,也就是有馀味,耐看。韵是中国艺术的标准,是中国艺术的格。
   回想我们这些年来,除了学问外,文章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。记得那时你家和我住的昙花林的美术院宿舍很近,我们经常聚谈。我说你在文字上很讲究,你说那可能是得益于母亲的教育。你说你的母亲是石声淮的学生,石声淮是钱基博的女婿、钱锺书的妹夫。昙花林有很多小洋楼,钱基博、石声淮等华师的大教授们都在那里住过。所以,我们不论是谈学问还是谈文章,都会想到这些前辈,都会给自己设一个标准。
   我们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这代人,可以说是基本上不懂文章的。在我们所受的学校教育中,没有这一课。记得我父亲在我从杭州分配去武汉的时候,说过这样的话,“你虽然是大学毕业了,可能连封信都不会写。”当时我也没有在意,只是到了武汉提笔写道“爸爸、妈妈,您们好!”才发觉自己和小学生一样。就我有限的知识知道,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,给长辈写信都是要用文言的,以示敬重。我把这故事说给你听,你会心大笑。当然,如果按照这个标准,我现在应该用骈体给你写上一篇诔文,累你德行,旌你文章,寄我哀思。但我实在没有这个笔力,你是会谅解的。
   几年前,我们在讨论王广义艺术的写作时,你建议我参照《庄子》的文风和体例。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,用“寓言、重言、卮言”,写了三万来字的《王广义》,作为《创造与冥想》的“内篇”。文章写完后,我自己觉得还满意,你给我打了优秀,我像小学生一样的高兴。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当面称赞过对方的文章,一般都是说写得还可以,顺便提些意见。不过,你对我似乎更挑剔些。我和邵宏努力合写的《张晓刚视知觉呈像的形式来源》,你只给了个“达标”,意思是在及格和良好之间。你是有资格这样要求我的。寒碧对文章的苛刻在圈内是出了名的,但他对你的文章总是称扬不已,常常要我约你为《诗书画》杂志写点东西。我知道,对你我来说,写文章都是件苦事。记得一年前,你还用微信转来范老师的一句话:“读书在天堂,写书在地狱。”
   你对做文章的要求高,对做人也一样。你对自己要求高,对朋友亦然。我想,你在《诀别的话》里所说的对人“有意或无意”的伤害,就是因为你这过高的要求。在这一点上,我和你一样。古人讲究“恕道”,所谓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,我们都惭愧了。
   荣古陋今,人之大情也。这些年来,我们的慕古之心与日俱增。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明白,古人的智慧和格调并非高不可及,学问也并非深不可究。但我们总能从高深的方向去标举和位置他们,这样,就可以来警策自己,不至于自己变得乏味,不至于沉沦而遭人唾弃。所谓人必自辱而人辱之。
   前些天,王霖给我发来了电子版的钱基博的《庄子天下篇疏记》。王霖在诸子方面用功最勤,见地也高。他是我的畏友,但凡他推荐的文章,我都会认真去读。本想转给你,听听你的感想,但一想你在化疗中,也就作罢。记得你在读研究生时,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二十五史》和《二十二子》正好重新出版,阮璞先生说这是他们那代人做学问的必读之书,我听了真是着急发汗。也许,在他们那个年代,钱基博可能不算一流学者,但我读了他的《庄子天下篇疏记》,真是为今人感到悲哀。我们错把鸩酒当鸡汤,错把朱玉当瓦砾。
   说到书信与文章的关系,我又想到白居易的《与元九书》。这封信没有收到《古文观止》中,也许在编者看来,作为科举的范文,它在结构上显得有点松散,就像作者自己所说“有念则书,言无诠次”。但是,信中所要表述的内容——对诗文的见解、朋友的思念、世道的关切,好像也找不到其它合适的文体。信中最让我感叹的是他与元稹用“诗”——一种如此简单的工具塑造起来的生活格调:“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,小穷则以诗相勉,索居则以诗相慰,同处则以诗相娱。”相形之下,我们又惭愧了。
   说实话,我们这些年来的相处,并不随意。虽说君子有通财之谊,但在人情方面,你总是薄来厚往,多予少取,给我以压力。八十年代后期,我们开始有些稿费的收入,多半用来买书。记不得是你先还是我先,反正,送书还礼,成了我们的习惯。后来我们两家一起聚会的时候,内人们就识破了其中的玄机,说是我们借故还礼来买书,我们认了。不过在我的印象中,你送我的书要多些,你实在讲客气。
   除了朋友的事,你很少来找我帮忙。一个多月前,你说有人情要还,问我手头是否有王冬龄老师的书法。我一想,真还没有合适的。我知道,你一定是遇到了难题。我当即求告王老师,他慨然应允,两天后就写了一张四尺对开的“上善若水”给我。我拍了照片发你,你非常喜欢,说字好,内容也好。我托人装裱后,打算马上给你送去,你说不急,待病情稳定些再说。不料,当我托人给你带来的时候,你却走了。我和白榆说,我会请王老师再写一张字,现在的这张就留给她,算是我最后送你的礼物。
   前两天,你的表妹马宏和我聊起了你的一些往事。她说你我这对老友,性格不同,说你过于刚毅些。她是从医的,我同意她的看法。她说你的性格中要有点柔弱成分的话,也许对你的身体有些好处。我知道,这些年来,你也在有意识地改变自己。过去谈到《老子》,你都是把它当作政治上的“玄学”一笑了之。现在,你也会把它当种作一种处世的智慧,谈谈我们的生活。“反者道之动”,话又回过头来说,如果没有这种刚毅的性格,你可能也坚持不到今天的。还记得四年前你到杭州参加贡布里希纪念讲座,我和王霖陪你小坐湖滨,你说浙江灵山秀水,却反而钟毓了许多奇节刚烈之士,当时你谈到了朱舜水和刘宗周,还想乘兴去拜谒章太炎、张苍水墓。其实这些都印证了你对刚毅奇节的追慕。
   自你得了白血病的十多年来,你一直用自己坚强的意志配合医生的治疗,其中所受的折磨和痛苦,可想而知。你用自己的意志,为当代艺术、也为朋友,做了许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。几年前,你和白榆请我和范老师、邵宏三家人在祈福吃饭,因为没有唾液,你就借着白水,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吞咽下去,这个印象现在又浮在我的眼前。今年春节前,吕澎在我们的“OXOK”群里,给你、我和邵宏留了个言:“要过年关了”。你略带调侃地复到:“吕总,你是在过年,我是在过关。”我看了后有种不祥的感觉。“人上寿百岁,中寿八十,下寿六十。”我本想用《庄子》中柳下跖的这句话鼓励你,你再过两年也就六十了,一定可以闯关而得寿。但又觉不对劲,就把它发到了吕澎个人的微言里。真没想到你走得那么快。
   十五号下午,张培力在湖北美术馆做了一个题为《聊聊自己》的讲座,他一开始就向大家介绍了这两天圈子里发生的事,也说我们曾经商量取消这次活动。你向来不希望因为自己而耽误别人的事,就像你在《诀别的话》里说的那样。考虑到美术馆已经向大家发出了通知,听众也特意安排了时间。所以,我们决定讲座还是如期举行。作为对话嘉宾,我在发言中表示,你是最合适担任我的这个角色的,无论是对当代艺术还是张培力本人,你是最熟悉的。听众对讲座的反应还不错,虽然我们两人有点不在状态,但毕竟事先做了功课。
讲座结束后,张培力愤怒地告诉我,这两天在网上有些非议你的文章。我说,不必争,不值争。前者是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,居处后,为而不争——这是我的“名”中注定的;后者是就我们两个人的态度而言,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地学佛,没有修过平等智,慢心未除——这是我们最惭愧的事了。不过,即便是从儒家的立场来看,也得讲究个“诚”字,庄子也讲过“敬诚以达彼”。起心动念出了问题,必定毫厘千里。夫复何言。你以为然否?
   就此,也向你交待一下我们最近谈及的几件事:
   一、王霖前些天电话我,阮旭东与他一直有联系,阮先生的遗稿,他一定会协助校点整理。有王霖的这句话,你尽可放心。
   二、你的《记忆的迷宫》、我和邵宏的《张晓刚视知觉呈像的形式来源》,将在《诗书画》今年第二期刊出,近日已排版。
   三、我们合著的《文人画的趣味、图式与价值》、《潘天寿》的修订本可在年底出版。
   最后我想说的是,你的离去,范老师非常悲痛。但是,他尊重了你的意见,没来送别。他向白榆发去了慰问,也要我们好好地整理一下你的遗稿,认真地写点美术史的论文,一年后出个纪念文集。刚才,他得知我在写这信时,又信息给我,我恭录于此:
 
   善錞老友,黄专走了,事先虽有心里准备,但得知西去的消息后,还是突感茫然,眼前空荡荡的,语无伦次地给白榆写了封短信,不知该如何让她面对亲人永别的巨哀。我心里空落落地连评价他的话也没有,只是觉得他生活得太艰难了,可这种艰难却尊严、高贵,让人觉得他了不起,让人觉得他是个奇迹。超越了道德,超越了学术,那是人的奇迹,是生命的奇迹。
   十四年前,我和王明贤陪他登北京西山,和王广义陪他住院前夜跟医生商谈,直到半年前他在北京到医院看我,一连串往事,重重叠叠,时隐时现,这些不会令人开心的事挥之不去。为什么总是这些病中的事,我也不知道,但有一点也许我们俩最心心相印,我好像切身感受到了他在骨髓移植期间的艰难时日,在炼狱般的煎熬中他如何成为英雄,在生死相逼的悬线之际他如何体现了生命的奇迹。
   在一个追星的时代,在一个学术凋零的时代,在一个知识气氛悲抑的时代,黄专的奇迹不仅体现在个体之人的生命上,也体现在他把“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是我们的责任”的社会之人的抱负上。
   他是好教师,是好学者,培养出过优秀的学生,策划过了不起的画展,他既古典又现代,既过沉思生活,又不排斥行动生活,他从不会被狭隘的专业所缚,所作所为总是智慧的冒险,总是带有哲思。这是他的风格,是被死神逼迫出来的风格。他深知死神的阴影不但一天都未离开而且日日逼近,但他从不后退,从不恐惧,即使肉身被死镰割断,精神也不会被打跨。
   因此,他一定也常常向死神感恩,有一次我们谈起这个话题,相与会心颔首。的确,死神也让他领悟了幸福,这种幸福不与死神对谈是难以感受的,什么是时间,什么是生命,什么是照见五蕴皆空,什么是无有恐惧,无有颠倒梦想,一句话,什么是生命的奇迹,这是死神告诉我们的。有了死神用阴影日日威逼,再谈人生的抱负就不是一句空言大话了,艰难也好,炼狱也好,这些都实实在在,都是黄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是他实现抱负的一部分。这是黃专的奇迹。黄专走了,但奇迹仍在。写到这里,眼前的空茫之感渐渐有了光彩,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,那时你善錞老兄,还有邵宏,杨小彦和我坐在一边,听黄专侃侃而谈,背景是西湖边的春水春草,在轻烟微霭中渺渺直接天际……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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